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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使命

作者:鸡西新闻热点 来源:鸡西新闻热点 2020-11-23 07:46 阅读:

“十四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使命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在高度肯定“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胜利的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五年”乃至“十五”的未来蓝图作出了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就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而言,其核心任务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十四五”计划目标及其实施纲要为指导,扎实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打好(赢)污染防治战”: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及其在“十三五”期间的实现

“十三五”(2015~2020)是全国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五年期。基于“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八大报告作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决策,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全过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指出,2020年之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坚决与污染作斗争,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得到人民的认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五年来,党和政府相继推出了许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重点是如何从源头上遏制频繁出现的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问题,扭转生态环境质量恶化趋势。从“十三五”规划的实际实施来看,过去五年确实是“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最大、生态环境保护发展最好的五年,人民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污染防治阶段性目标中的8个约束性目标提前一年完成,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也能如期实现84.5%的优日约束性目标。这不仅意味着“十五”期间生态环保指标达不到标准的尴尬局面不会再次发生,而且广大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大大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来提高生活质量,比如蓝天白云的色彩更加真实,花鸟更加自然有趣,更多的城乡休闲娱乐空间“人在自然”。

生态文明建设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党和政府“十三五”规划中的地位。当然,我们远不能说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状况已经达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这不仅体现在中共十八大后出台的一系列围绕保护大气、水土的重大措施只是取得阶段性成果。例如,引起广泛社会和政治关注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的雾霾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至少有以下三个“没有根本改变”: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四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使命

2019年《公报》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主题,系统阐述和概括了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体系,完善生态保护和恢复体系,严格规范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换言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相一致,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领域必须尽快实现或加强其系统化、专业化和法治化,这也构成了新时期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决定》,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阶段性目标意义上的要求和实施路径。具体而言,“十四五”期间的主要目标是“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优化土地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2035年的长期目标是“广泛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可以看出,这些目标中的关键指标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不断减少(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和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根本)改善,而系统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这些指标不断改善的适当起点或“战略把握”,也构成了中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主题。那么,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看,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四个因素:

首先,我们应该基于景观、森林、湖泊和草地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为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要素建立一个整体的保护和治理思路和系统。其中,除了对某个生态系统要素的周边环境条件进行系统的保护和治理,如水源周围的水生态、林草生态、土壤生态、农业生态条件的保护和治理等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外,还需要将不同生态系统要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的保护和治理,如青海三江源地区、山东黄河入海口地区的综合保护和治理。因此,需要继续打破行政壁垒中存在的许多制度障碍,也需要行政监督部门和立法司法管理者具备更丰富、更全面的自然生态环境科学知识和经济社会公共管理知识。

二是构建跨部门、跨行业、面向大流域、以提高生态环境整体质量为目标的协调联动(整合)行政监督治理体系。就前者而言,随着全国范围内生态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和自然资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完成,中国建立了以生态环境部和自然资源部为最高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体系,统一行使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自然资源利用监督的职能,这与过去对同一事项的多部门管理相比,当然是一大进步。但是接下来,如何实现这两个部门之间以及两者之间的职能和管理的协调,如何更好的处理两者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分工,在体制改革和完善上还有很多任务要完成,对此的最高检验标准是是否有利于整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或者行业的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就后者而言,全面启动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优质发展为旗舰,在全国示范中肯定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但上下游、左右岸、水陆、中央和地方的协调仍是关键,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同样,包括长江和黄河流域在内的生态环境质量的大幅改善,是这一新体系建设和运行成效的最高考验尺度。

三是构建基于多社会主体多维参与的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一方面,强调政府对生态环境公共治理的责任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社会条件下,即执政党及其政府必须逐步学会从注重经济管理和社会政策扩展到适应生态环境公共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绿色政治行为者。另一方面,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具体解决离不开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工商企业,也离不开作为生活消费主体的个人。公众个人生态环境权的诉求也是一个培养生态环境权意识和自我教育的过程。在这方面,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社会管理”,而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制度”。它不仅涉及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绿色重建,还涉及公民个人权利、社会组织参与和政府责任与义务之间关系的民主重建。

四是构建“五位一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新格局。逐步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标准、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以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和自然资源监督部门为主体的专业化、高效化管理当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法规都已经成为其他“四大建设”领域或全社会的观念意识和行为准则,或者说生态理性已经成为全社会理性意识的一部分。如果说在模式初期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十四五”计划的引领作用

对于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我们不仅要在“两百年”的时间跨度内理解,而且要在“百年巨变”的背景下理解。就前者而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正带领中国人民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关键时期。前十五年要基本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后十五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短期(“五年”)到中长期(“十五年”或“三十年”),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配套目标”:“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美丽中国的目标基本实现。”就后者而言,今天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深刻变化,新冠肺炎的肺炎疫情使这一格局更加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可以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努力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未来发展机遇的重大战略。该战略的核心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道路和既定战略,着眼于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世界性的贡献,特别是对那些可能长期处于经济衰退中的人来说。其中,继续推进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明智的选择。33335.98999999995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做出的“中国将加大国家自主贡献,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力争到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力争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赞扬。

展望我国“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最重要的是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十四五”目标的引领作用。一方面是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思想先导作用;另一方面,它指的是“十四五”计划及其实施纲要的实际指导作用。必须强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理生态环境的基本方略和政治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理论,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指导意义。最重要的是,我们所追求的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推进和绿色转型相结合的,无论是从阶段性目标还是路径手段来看都是如此。这种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或升级,更是对欧美国家现有生态环境公共政策和管理制度的简单模仿或引进。比如2015年初开始,中央环保监管机制出台并实施。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利用我们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熟悉的手段,提高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认识,并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纳入其他“四大建设”的议程,因此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国特色的环境政治或“生态文明建设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诸多指示、指示和讲话,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总之,正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优质的公共生态产品构成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舆论基础和现实动力,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体系致力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初心”。

“十四五”计划的目标和实施纲要的实际作用,不仅体现在它所制定或限定的各个阶段的目标和手段上,而且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上。一方面,“五年计划”是对更具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目标更强的约束性规定,如若干约束性指标和若干建议性指标,“五年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十五年”乃至“三十年”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不仅反映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计划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治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特征来看, 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政治领导作用的重要体现,是确保实现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重要途径。 “十四五”计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由国务院在党中央领导下组织实施,必须经过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也就是说,党的整体领导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层面,而不是代理或接管国家行政部门的职权,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

总之,“十四五”计划及其实施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事。我们要制定、宣传和实施好这一规划目标和实施纲要,使之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法规和积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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